演出信息

香港 进念·二十面体

11月1日—2日 19:30

乌镇大剧院

粤语演出（附中英文字幕）

编剧：胡恩威、张建伟

导演、设计、故事：胡恩威

时长：180分钟，含一次中场休息

改编自黄仁宇同名著作

为什么《万历十五年》是不可错过的？

    《万历十五年》的创作团队——香港进念·二十面体，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实验剧团。导演胡恩威联同历史剧《走向共和》编剧张伟建，共同将《万历十五年》发展成最贴近原著的现代舞台剧剧本。他们希望透过《万历十五年》唤醒香港人去追寻自身的历史文化，尝试立体地观看中国复杂的历史，借六个悲剧人物的遭遇和矛盾，拓展人们的历史观。“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历史，才能知道香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责任。”

    这部历史巨著应该如何注入现代元素？建筑学出身的胡恩威将这出戏分成六段独角戏，“每一场戏都是一种悲剧类型，有些概念是来自古希腊悲剧，有些是莎士比亚，有些是传统话剧，每场表演方式也不同，质感、语言不一样。”同时，在美学上，胡恩威杂糅了许多现代手法：由女演员来诠释万历皇帝可能本身就是种反讽，同时融合明朝著名戏曲《牡丹亭》的片段；武生装扮、戴上黑色虯髯的戚继光引用的则是传统京戏；丑角般的申时行、疯癫如乞丐的李贽、过去实行“一条鞭法”而树立诸多敌人的张居正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典型人物所面临的处境，并以不同的美学形式包裹和盘托出。

    “我希望通过这个样式，解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探讨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传统礼教与个人欲念、文化与环境等一组组概念，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相生相克，从而透视出在制度失败的背后，更有一种思想上的不文明，象瘟疫一样在人心蔓延，导致中国土地上绵延不断的悲剧发生”。

    《万历十五年》数度在香港公演，引发重新认识历史的狂潮。此次在2014年第二届乌镇戏剧节，是《万历十五年》首次来中国内地演出。一五八七已经过去，二零一四正在行进与刷新……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亦或是上班族，都在这一年重新被历史的力量推撞上时代的浪潮，是生是死，是明是寐，既是已然的定局，又充满了未知的变数——而《万历十五年》将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映射未来的启示！

六大悲剧人物都有谁？

    明代权倾朝野的权臣张居正、明哲保身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海瑞、消极对抗的万历帝，还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中国明代的权势人物，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极力维系着中国帝皇官僚体系的稳定和正统，却反被这套泛道德观念套牢。在这六个悲剧人物身上，你能以过去透视现在，发现社会深层次的运转的动力，过去那平平淡淡的一年，没有过去，而成为现在社会的倒影。

    万历帝，一号悲剧人物，经历了严厉的封建礼教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皇帝。在他的前半生，遵循了一切文官体制所制定的礼仪规章，且万分尊敬其师张居正；在他的后半生，张居正轰然倒下，万历帝立储不顺，消极处政。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转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做出表率。”

    张居正，二号悲剧人物，极具代表性的封建文官。从太子辅师，一路到了首辅，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申时行，三号悲剧人物，张居正死后继任首辅，恪守儒家的传统道德纲常伦理，对人处事以“大事化了，小事化无”作为行为准则，中庸的杰出代表。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海瑞，四号悲剧人物，古怪的模范官僚，封建礼教中至善至美的道德榜样。

    “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

    戚继光，五号悲剧人物，抗倭名将，“戚家军”的戚总兵，在文官当道的朝代，武将能居此高位是个奇迹。

“我们的军官在长期的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意外，人们所重视的是暗香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边裁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李贽，六号悲剧人物，自相矛盾的哲学家。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何为“大历史观”？

    剧中，旁白者不断吟颂着﹕“这是平平淡淡的一年”。

    公元一五八七年，即万历十五年，对一般史家而言，本年无事可载。这一年，距离满清入关只有五十七年，距离鸦片战争则尚有两个半世纪；而西方社会脱离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刚踏进文艺复兴时期不久，并逐渐迈向工业革命。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揭示了中国历史的症结，也提供了透视未来的参照。历史学者黄仁宇以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切入这一年，将六个悲剧人物的命运接连上中国数百年来的大结构，放宽历史的界限，跳出道德贤愚来总结历史兴废的狭隘框架，不再是围绕帝王家谱、英雄哀歌、朝代更迭来书写历史。

    何为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颠覆性创造即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如他所言，“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在黄仁宇另一本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技术式地研究明代的政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以道德代替法制。

    黄仁宇将16世纪的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统统放在一条时间线上进行比照研究，他发现五百年间，强国们都完成了道德核心化，作为奠定社会的基石，再用商业法律来组织运营社会生产的文明进程。而独独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使得权力之间的倾轧以道德的名义愈演愈烈。以道德为名，行残酷之实，以至完全遏制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活力。

    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